在他身上，找到自己的影子

采访前一晚，我在想，通过这位已有25年病程的34岁男人，要向读者表达什么?论病程，他肯定比不过“老病号”，他不过是一名至今体检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1型糖尿病患者。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经历，这些经历与“惊涛骇浪”无关，只是穿插着一些短暂的困境与不公，却始终一步一步，带着人生的印记积极朝向前方。我想，在他的身上，您也能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对于青少年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更是如此。这些影子，或许是家人关爱，或许是求职遭遇，或许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不顺……

他做的，就是乖乖听话

杨琨，男，1976年出生于天津市和平区。曾当过中学老师，现为某公司负责人，时常组织患者活动，被部分天津患者以“老大”相称。他没接受过全日制的高等教育，却拥有两个大专学历;他不是职业医师，却也在临床工作过几年。

杨琨与糖尿病的联系始于1985年夏天的一场感冒。不久，他开始出现“三多一少”症状，持续一段时间后，父母把他送到天津儿童医院，并被确诊为1型糖尿病患者，住院1个多月。

回过头看，杨琨似乎已经忘了那时的苦，只淡淡记得突然被管束起来，每日三餐的精确计算。我问他，不馋吗?他笑着答道：“那个年代还真没什么好吃的，要搁现在，估计还真得馋到掉口水。”那会儿小不懂事，饮食、运动、吃药、打针、监测记录等等，都由父母代办了。他做的，就是乖乖听话，而这对父母来说，无疑意义最大。

当时监测血糖，远没现在方便。那会儿，还是用“班氏液”测量尿糖，当液体变成砖红色，就意味着血糖升高。20世纪80年代的糖尿病患者，使用的多是动物胰岛素，可没有冰箱夏天如何保存?为此，他父亲雷打不动，每周都去水上公园附近某个冰窖里弄来冰块，用这种“土方法”保存。

“应当说，我父母对我的关爱就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。”杨琨说，糖尿病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。为了更好地照顾他，母亲提前退休在家建立了25年家庭护理记录，身为教师的父亲最后也下海开办了公司，他哥哥因为经济原因选择了花费较低的高校。

遭遇不公，但不服输

杨琨在成都道中学(后与90中合并)度过了三年初中生活，并深得老师喜爱。只是年龄的增长，渐渐让他需要面对现实了，求学、求职中的不公窥视着这个年轻人，将他的人生轨迹扭到了另一个方向。

第一个打击，是与高中无缘。尽管他中考成绩高出重点线20多分，但考虑到当时糖尿病人不能上大学的政策，他不得不放弃高中，转而选择了天津市中华职业中等专科学校的计算机专业。毕业后，因坦诚相告患有糖尿病，在某中学任教一个学期后，就“被辞职”了。当年6月，人才市场上某公司招聘人员的一番话，却让他心生温暖：“只要你能胜任本职工作，身体并不是重要因素。”这样，他的身份由教师变成了公司员工。

但杨琨不满足于此。他说，一直很遗憾没能考大学。为了圆大学之梦，那段时间，几乎每晚都要伏案苦读，不能长时间静坐，就边学边动，或先动后学、先学后动。2001年，他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毕业。2005年，他又取得了天津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临床医疗专业的毕业证书。

看着杨琨发给我的简历，我很难理清他哪一年在哪干着什么，因为在这些年份，他几乎一直都是“两手抓”——学业和职业都没放过。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年份是2003年，他开始跟一直给他看病的，原天津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包美珍，在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内分泌科实习。一边帮七十多岁的包主任用电脑开处方、化验单，联系病床等，一边充当包主任的“现场教材”。“那几年，真是充实啊，太充实了!”杨琨感慨道。

做人，总要信

如果让我来定位现在的杨琨，我会用三个关键词：活跃的糖尿病健康教育者、公司负责人、寻找另一半的单身汉。

25年足以累积丰富而精彩的经验，更何况是对于一个自称“追求自我完美”，包里随身携带通讯录的细心人。他刊发十多篇科普稿件，并在网络上与患者积极分享。他多次表示，偶尔的患者聚会影响力还是不够，希望能把天津的患者活动真正搞起来;

鉴于年轻糖尿病患者频频遭遇就业歧视，身为公司负责人的他，希望公司能更快发展壮大，以帮助解决他们的就业;

而最困扰杨琨和家人的，或许就是最后一个身份了。今年中秋节，他去北京参加病友婚礼，病友的老公是个健康人，后来抱着他们几个病友直哭道：“她能有你们这些好朋友，真是太感谢了!”他也曾有过恋情，只是未能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相亲的时候，他依然会坦诚告诉对方：我有糖尿病。多数人会因此投“否决”票给他。

“做人，总要信”，是吴君如在《岁月神偷》中的经典台词。是的，我们总要去相信付出会有回报，去相信暂时的阴霾无法遮拦永恒的阳光，去相信明天会比今天过得更好。祝愿杨琨，早日找到心仪之人;也祝愿您，一步一步向前!